首页 >> 社科关注
刑鼎、宗族法令与成文法公布 ——以两周铭文为基础的研究
2020年03月14日 08: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京)2019年第3期 作者:王沛 字号
关键词:铸刑鼎/成文法/法律治理模式/出土文献/金文

内容摘要:

关键词:铸刑鼎/成文法/法律治理模式/出土文献/金文

作者简介:

  二、两周礼器铭文性质的演变

  通过研究发现,以青铜鼎作为向社会公布法律条文的载体,在西周至春秋末期都是相当奇特的现象,因为鼎或鼎类礼器铭文的功能并不在此,这与杜预、孔颖达生活的晋、唐时代大异其趣。作为礼器的青铜器,其功能在战国和汉代曾经历两次巨变,至杜预生活的魏晋时期已经完全生活化,沦为日常用器,宗法气息渐趋消散。(24)故后世为《左传》作注者可能难以体会春秋时代青铜器铭文的撰写背景。为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笔者将西周至战国时期所有15字以上的鼎类铭文加以整理分析。之所以选取15字以上的铭文,是因为字数过少的铭文篇章无法展示较多信息。如要将法律公布于鼎,需要一定字数方可完成。(25)

  现在已公布的有字商周青铜鼎大约2000余件,具有一定篇幅的铭文几乎都集中在周代。(26)通过研究两周金文资料发现,鼎类铭文在西周时代体现出强烈的宗族性,(27)预设的阅读者为神灵、祖宗、子孙或与宗族相关的人,而并非针对全社会的普罗大众。这种性质在战国后发生了急剧变化。对此可以通过表1了解。(28)

  

  笔者对已公布的两周15字(含)以上鼎类铭文进行整理,制作成表1,以考察其宗族性特征。本表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各区分为早、中、晚三期,分期基本参考《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的意见。(29)由于本表是为了展现铭文内容特征之时代变迁,故而对少数不能明确断代的金文资料暂不计在内。图中的A类铭文明确指出制作该鼎的使用目的与宗族相关,如在宗族祭祀、陪嫁、宴飨等场合中使用,镌刻着“用作朕文考某某尊彝”,或“用作宝鼎,用飨朋友”之类的话语,(30)或缀以“子子孙孙永宝(保)用”类的愿望。由于可以从“子子孙孙永宝(保)用”这类套语中发现鼎之所有权属于宗族,并期冀永传万代的观念,所以表1又将此类铭文单独列出,作为B类铭文,B类铭文包含于A类铭文中。

  从表1中可以看出,明确指出制作鼎是为了本宗族使用的A类铭文,其百分比在西周早期就已很高了,达到83%,之后此数字又不断攀升,到西周晚期达到了99%。A类铭文所占的较高比例在整个春秋时期尚能维持,在《左传》记载铸刑鼎的春秋晚期甚至达到100%,但进入战国时期则急剧下降。特别是战国中晚期以后,很少有鼎类铭文再行如此宣示。与之可以对照的是,期望宝鼎在宗族中世代相传的B类铭文,从西周早期的7.9%开始上升,到西周晚期达到98%的高峰。春秋时代此类铭文依旧占有不小的比例,而到了战国时期亦趋于消亡。同时还要注意到,鼎的数量在西周时代不断上升,到西周晚期达到高峰,而进入春秋时期以后,有铭青铜鼎的数量开始大幅减少。至战国时期有铭青铜鼎的数量已远远无法和西周甚至春秋时期比肩了。虽然在战国时期偶尔有中山王鼎那样铸刻长篇铭文的铜鼎出现,但总体来看,铭文越来越少,到战国晚期,基本只存在“物勒工名”的铭文而已。

  在西周晚期至整个春秋时期,绝大多数15字以上的鼎类铭文都以宗族成员或者已去世的先祖为阅读对象,以在宗族中永远珍藏为其愿望。鼎类铭文的内容各有不同,但这个特点却一以贯之。马承源根据格式对铭文进行分类,认为其涉及祭辞、册命、训诰、记事、追孝、约剂、律令等12方面,(31)就内容而言,大都可归入记事类。如记录册命之铭文,其内容并非册命文书本身,而是记录接受册命这件事。铭文虽然全录、节录或者提炼出册命辞的相关内容,但这个册命辞已不是原始文件的模样了。记录册命过程后,通常会写因此荣光之事而制作了礼器,以之祭祀祖考,并祈求子孙永宝用。再如约剂,也非原始的契约文书,而是在购买田土或诉讼取得胜利后,将此事记录下来。铭文里虽然包含有契约或者判决书的部分节录,但也不是原始文件的面貌。作器者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将这样的大事记载下来,告之祖先,传之后世。记事类铭文的完整格式是由(1)事件、(2)作祖考器、(3)子孙永宝用三部分组成,簋铭文较为典型地反映出铭文的普遍格式:

  (1)……王若曰:,命女(汝)作豳师冢司马,啻(适)官仆、射、士,讯小大有邻,取征五寽,易(锡)女(汝)赤巿(韨)……

  (2)拜稽首,对扬王休,用乍(作)季姜尊彝。

  (3)其子子孙孙万年宝用。(32)

  第(1)部分是天子的册命,册命担任带有司法职能的职官,并赐物;第(2)部分是赞扬王的休美,并因此制作了祭祀本族季姜的这件簋;第(3)部分是祝愿子子孙孙永远珍藏使用。

  从商周铭文的发展历程看,最早出现的是(1)+(2)的模式,其中商代铭文中的(1),也即事件部分比较简单,而进入西周后日趋详密。西周中期后大量出现(1)+(2)+(3)模式。在西周早、中期有少数铭文篇章只有(1),而没有(2)或(3),笔者推测这是完整格式的省略模式,其仍有将此重大事件告知先祖、传之后世的功用,只是将诸如(2)、(3)这种套语简省去了,如铸造于西周中期偏早,和法律史密切相关的师旂鼎铭文即是如此。师旂鼎铭文记录了师旂诉讼胜利的事件,我们从铭文里可以获知西周时代关于军法及相关刑罚的内容,但铸造铭文的目的在于彰显师旂胜诉。铭文最后说“旂对氒(厥)劾于尊彝”,(33)即师旂为对扬审判官制作的判决而铸造了此鼎。与之类似的西周早、中期铭文还有10余篇,大多为记录作器者受到赏赐之事项,性质与师旂鼎铭文相同。当然我们也可以更谨慎地推测,这些铭文并非采用省略格式,其铸造目的可能仅是表明纪念意义。但即使这样,其私人属性还是可以相当明确地判定,即铭文表明其为了个人的某些目的而制作此器,这与《左传》所言之某贵族为国家、社会公共事务而铸造刑鼎的行为截然不同。进入西周中期之后,此类只有(1)的模式则变得相当罕见,直至春秋晚期,绝大多数鼎类铭文都增加(2)、(3)类套语以明确其宗族性特征。

  从表中同时可知,在晋国铸刑鼎之后,也就是春秋晚期以后,铭文的性质突然起了变化。体现宗族性质的铭文篇章所占铭文总数的比重,从春秋晚期的100%骤然下降到战国早期的40%,继而又下降到战国中期的17%,进入战国晚期,这样的鼎类铭文全部消失了。大多数战国鼎类铭文都是简单的“物勒工名”,即记录铸造作坊的职官、工匠之名,或者写明器物的放置地点以及容量、重量。杨升南在《金文法律文献译注》中罗列了6篇法令类铭文,实则其性质都属于“物勒工名”,并不属于“法令”。如“公朱鼎”铭文如下:

  十一年十一月乙巳朔,左官冶大夫杕命冶喜铸鼎,容一斛,公(宫)朱(厨)左官。(34)

  其大意为,某年月日,宫厨左官冶大夫杕下令让喜铸造了一件鼎,容积是一斛。该铭只是陈述铸鼎事件,载明时间、人物、容积,并没有体现法令条文的特征。战国时期稍具篇幅的青铜铭文,无论是镌刻在食器上,还是镌刻在酒器、水器上,内容大多数仅标识自身的重量容积,其例甚多,这是时代的特色,与法令并无关系。当然少数量器的铭文如子禾子釜铭,明确说其容量为法定容量,不从令者将被制裁(详见后文),行文格式、性质都与“物勒工名”不同,就又另当别论了。

  战国前后鼎类铭文的最大不同,莫过于宗族性质的存在与否。从战国公朱鼎铭文可以看出,其中已毫无用诸宗族、传以子孙的含义了。鼎的功能和铭文的性质在此时出现了剧烈的变动,晋国铸刑鼎正发生在剧烈变动的前夜。鼎类铭文既然有如此之特征,那么其他种类的青铜器铭文是否有所不同呢?根据综合分析考察,非鼎类铭文的性质与鼎类铭文并无太多差异。

  两周时代有铭青铜器种类繁多,涵盖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用器等几大类,数十个品种。由于乐器、兵器、用器铭文比较特殊,具有独特的格式和内容特征,故笔者以食器、酒器、水器中最重要,且可能铸造长铭的鬲、簋、甗、簠、敦、豆、盨、铺、尊、壶、卣、罍、彝、缶、觯、爵、觥、盘、盉、匜、鉴、盂、盆23种礼器作为考察对象,将其铭文与鼎类铭文进行比较。在这23种礼器中,铸刻有15字以上铭文者,其时代内容特征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非鼎类铭文在西周早期也已体现出明显的宗族性特征,其A类铭文的比重在西周晚期到春秋中期时达到全盛,占铭文总数的比重接近百分之百。之后逐步下降,到战国晚期趋于消失。表示宗族所用,铸有“子孙永保用”套语的B类铭文亦大体呈现出同样的演变趋势。与表1相比较,表2的不同之处体现在两方面:第一,表2中A类铭文的比重在春秋中期便超过了表1,但到春秋晚期,其比重却比表1更早地出现下降趋势。换句话说,就是与鼎类铭文相比较,非鼎类铭文的宗族性特征全盛期来得早,去得也早。第二,进入战国时期,无论是鼎类铭文还是非鼎类铭文的宗族性特征都在下降,但是非鼎类铭文宗族性比重还出现了少许反弹,即在战国早期达到了90%的较高水平,而直至战国晚期,其宗族性特征亦未全然消失。尽管有这些不同之处,就总体的演变轨迹而言,鼎类铭文和非鼎类铭文还是相似的。具有代表性的礼器中,宗族性铭文所占该类礼器铭文总数的百分比变化如下图所示。

  

  宗族性铭文在礼器铭文中比重演变示意图

  上图所列的非鼎类青铜器,分别为食器中的簋、酒器中的壶、水器中的盘。这三种礼器发现数量多、持续时代长,且体量较大,易于铸造长篇铭文,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35)上图显示,西周早期到中期,铭文的宗族性质迅速攀升到极高位。西周中期到西周末期,是曲线高位运行的平稳期。春秋时代,总体来看,曲线仍在高位,但是已表现出上下波动的趋势,且波动幅度由小变大。战国早期以后,则曲线全面走低。(36)上图曲线的变化,可为晋国铸刑鼎事件提供较为形象的背景:西周铭文内容较为平稳、春秋铭文内容出现波动、战国铭文内容发生巨变。而铸刑鼎的争议,就发生在波动期到巨变期的转折处。

  从内容看,鼎类铭文和非鼎类特别是鬲、簋、尊、盘、盉等礼器上的铭文性质并无显著不同。如麦方鼎、麦方彝、麦方尊、麦盉等器虽然分别是食器、酒器、水器,但铭文都记录了邢侯对贵族麦的册命、赏赐。在1976年陕西董家村出土的属于裘卫家族礼器的铭文中,买卖田土的铭文有镌刻在鼎上的(九年卫鼎),也有镌刻在盉上的(卫盉);记录诉讼纠纷的铭文,有镌刻在鼎上的(五祀卫鼎),也有镌刻在匜上的(匜);将同样的铭文铸造在不同礼器上的现象,也时有出现。至于各种非鼎类铭文之间,此现象更是常见。如盘、簋之铭文全然相同,都是记录了册命文书内容;五年琱生簋和六年琱生簋共同叙述了一则完整的涉讼、涉宗族田土分割的事件。既然各类以礼器为载体的铭文性质区别不大,所以在研究铸刑鼎现象时,我们可以进一步将非鼎类的礼器纳入考察对象,以便掌握更多的相关材料,并从更广阔的范围综合分析。从非鼎类礼器上铸造的法令铭文来看,其预设阅读者仅限宗族的传统同样延续到了春秋。无论是鼎类铭文还是非鼎类铭文,在春秋时期明确标明宗族使用性质的比重,都接近或者达到百分之百。2005年5月河南上蔡县大路李乡郭庄1号春秋楚墓中出土的景孙旟也鬲铭文,在陈述完主张贯彻的准则之后,更是直接写明“子孙是则”的字样,显示其宗族性特征:

  正月尽期,吉晨(辰)不貣(忒),竞孙旟也乍(作)铸彝,追孝屎(缵)尝,龏(恭)寺(持)明德,卲事辟王,酓哉不服,羕(永)保之用享,子孙是则。(37)

  而不涉及宗族性的法令类铭文,则出现于战国时期。目前所见此类法令,全部镌刻在量器而非礼器之上。我们发现,铸造在量器上的法令款式,和礼器上的完全不同。请看铸造于战国初期的子禾子釜上的铭文:

  □□立事岁,(禝)月丙午,子禾子□□内者御梠(莒)市,□命誜陈得:左关釜节于廪釜,关节于廪半,关人筑杆戚釜,闭料于□外,釜而车人制之,而以发退汝关人,不用命则寅之,御关人□□其事,中刑斤惩,赎以金半钧,□□其贿,厥辟□惩,赎以□犀,□命者,于其事区夫,丘关之釜。(38)

  铭文大意是说,在立事岁禝月丙午这天,齐太公子禾子之内者奉命往告于陈得:左关釜之量制要受节制于官方仓禀之釜,关之量制要以官方禀釜为标准。如果关人不执行此命令,则依照法令惩处。从铭文可知,此釜是齐国左关征税时使用的标准量器。在这篇铭文里,法令是核心内容,不再依附于赏赐、册命等事件;祭祀祖考、子孙永宝用的套语也没有了踪影。量器不是礼器,不用在祭祀场合,所以不会出现告诸祖先、传之后世的内容。子禾子釜所载铭文的阅读者不再限于宗族成员,而是使用此量器的官员。类似的铭文还出现在陈纯釜、商鞅方升上。虽然这类铭文只是出现在非礼器上,但还是和西周、春秋时代有极大的不同,毕竟战国之前,任何青铜器都没有出现过这种铭文。直接将无宗族性质的法令镌刻在青铜器上,在西周、春秋时期都是难以想象的。(39)至于战国那些镌刻在青铜符节类用器如鄂君启节、各种虎符上的法令,其性质更是与礼器铭文完全不同,毫无宗族特性了。如前所述,战国时期的非鼎类铭文同样体现出宗族性特征骤降的趋势,到战国中晚期更是如此。与之相应的是,战国以后的铭文不像西周、春秋时期那样绝大多数镌刻于器物内壁等不易看到的部位,而是直接刻在最容易观看到的器物外壁上。这也似乎意味着铭文的预设读者群由内而转外,变得公开起来。铭文性质在春秋战国之际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在此背景下看待春秋末期孔子反对铸造刑鼎的言论,或将更能体会其深意所在。

  三、铸刑鼎事件的宗族政治背景

  在对青铜礼器使用规则演变的大背景有所了解之后,需要重新审视春秋后期晋国铸刑鼎的意蕴。鼎既为宗族之礼器,那么解读铸刑鼎争论也要从宗族政治出发。先将《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所载铸刑鼎事件全文抄录如下,以便于讨论:

  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搜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为国法,是法奸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赵氏,赵孟与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40)

  在这场铸刑鼎的风波中,赵氏、范氏、中行氏是被责难的对象,有必要梳理这三人所属之宗族与铸刑鼎的关系。“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指明赵氏、中行氏、范氏都与铸刑鼎有关,而鼎是属于谁的,文中却未曾直言。《左传》给人的印象是赵鞅和荀寅共同铸造了铁鼎,但根据礼器铭文的宗族性特征,这件鼎不可能同时属于两个宗族。根据后文“中行寅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推测,此鼎应当是荀寅所铸;“其及赵氏,赵孟与焉”,则是说赵鞅(赵孟)参与了这件事。所谓参与,应当是指协助征收铁料或者放任铸鼎行为的发生,况且赵鞅的态度是“然不得已”。至于范氏,本身并未参与到铸刑鼎中,却因鼎上铸造了与之相关的立法而受到了最严厉的批评——《左传》中蔡史墨对铸刑鼎的谴责力度是依照范氏、中行氏、赵氏的顺序递减的,“范氏、中行氏其亡乎”,而赵氏则“若德,可以免”。如果知悉三氏背景,或理解其中奥妙。

  首先来看“宣子之刑”背后的赵氏与范氏。引文中的两个宣子分别是指范宣子与赵宣子,两宣子的生活年代相隔半个多世纪,而赵宣子作刑书距晋国铸刑鼎有108年之遥。晋国刑鼎上铸刻了范宣子所作的刑书,而范宣子刑书又本诸赵鞅之祖赵宣子所作的刑书,孔子的批判,乃是从本质上指责所有刑书的蓝本,也即赵宣子所作的刑书是乱制。所谓乱制,是就这部刑书的合法性而言的。赵宣子即赵盾,赵盾作刑书,是其专擅国政的标志性事件。赵盾的专政地位是在“夷之搜”后,即夷地举办的大搜礼后确立的。这个礼仪场合本欲安排狐射姑为中军,赵盾佐之。晋国素以中军秉国政,故赵盾无法取得执政地位。而此时任太傅的阳处父曾为赵盾父亲赵衰之旧属,在此关键时刻以国老之身份宣布在董地重新举行大搜礼,改易赵盾任中军,反让狐射姑佐之赵盾得以执政,制定刑书,并将此刑书交给太傅阳处父和太师贾佗颁行晋国以为常法。法律的合法性源自立法者的合法性,由于立法者赵盾的合法性充满争议,所以这部刑书被孔子判为“晋国之乱制”。

  与赵宣子立法的争议性相反,范宣子立法却名正言顺,名正言顺来自其与生俱来的家族世袭权力:范宣子之家族以司法权为世代之执掌,同时又享有世袭的立法权力,这是春秋世卿世禄制在法律领域的体现。范宣子名“士匃”,属于“士氏”一族。(41)“士氏”之得名,是据其世官之称谓。先秦称法官为士,典籍中多见。(42)士氏出自西周末年的祁姓杜氏,其先祖隰叔自周奔晋,担任士师,故为“士氏”,(43)士氏家族世代执掌晋国司法,多有建树。隰叔之子士蔿担任审判官,“以正于朝,朝无奸官”;(44)士蔿之孙士会任太傅,曾赴周王室平定卿士之间的纠纷,且“端刑法,集训典,国无奸民,晋国之盗逃奔于秦”;(45)士会之孙士匃,也就是范宣子曾赴王室担任法官,处理王叔陈生与伯舆之讼;(46)士匃之子士景伯本当审理晋邢侯与雍子争田一案,只是由于他出使楚国,故改为叔鱼摄理。(47)此外,这个家族在晋国的立法中扮演的角色同样引人注目。

  从士蔿始,这个家族的成员开始担任晋国的大司空,(48)此后便以司空之官为氏,累世为司空。士蔿任司空时,曾就此职权而立法,此法既被家族守之,又被国家认可,称之为“士蔿之法”。至晋悼公时,其家族中的右行辛任司空,晋悼公命其“使修士蔿之法”,(49)“修”当解作循,是遵循的意思。(50)是为循家族之旧法以理政务之例证。士蔿之孙士会(范武子)任太傅时曾“讲聚三代之典礼,于是乎修执秩以为晋法”,(51)至士会(范武子)之侄辈士渥浊任太傅时,晋悼公复命其“修范武子之法”,即遵循其父辈士会之法,是亦为循家族之旧法以理政务之例证。据《左传》记载,士会之孙士匃,也就是范宣子著有刑书,即“范宣子所为刑书”,就其家族之世职而言,范宣子作刑书行于晋国是名正言顺的,正如其祖上累作法度行用全国,(52)而中行氏刑鼎所镌刻的刑书,正是范氏之刑书。

  接下来再看中行氏。中行氏由荀氏分衍而来。荀氏宗族之建立比较松散、影响相对较小。晋文公时初作三军,三军分为左、中、右三行,其中荀林父将中行,中行氏始立。(53)中行氏在荀林父后渐渐发展壮大,至荀寅的父亲荀吴时,中行氏采取交好范氏的策略,力图攀附范氏以缔结政治联盟。《左传》引文中的中行寅,也就是荀寅娶了范氏之女为妻,但自己地位并不高,仅为下卿,然而他却僭越自己的权限,将地位尊贵且有立法、司法之世权的范氏家族所立之法律铸造在自己家族的礼器上,这实际是大幅扩张自己家族权力的举动。若根据金文格式通例,其刑鼎即便铸有“子子孙孙永宝用”之类的套语也属正常。借助礼器以扩张、宣示权力,在同时期的礼器铭文中已有反映。春秋晚期的陈喜壶铭尤其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其文云:

  陈喜再立(莅)事岁,月己酉,为左(佐)大族,台(以)寺(持)民巽,宗词客敢为尊壶九。

  陈喜壶铭文径直写明了铸造礼器的原因。做器者陈喜,即《史记》中的田乞;铭文所谓“再立事岁”,为其担任齐相、专齐国之政的第二年,即公元前488年,晚晋国铸刑鼎25年。铭文说田乞铸造这九件尊壶的目的就是为了辅佐大族,也就是齐君之姜氏大族,从而使人民顺从,(54)铸造礼器是为了让人民服从,这正是新兴贵族为了提高自己地位,进而掌控国家的表现。试图占据更多国家权力的中行氏铸造与其地位不符的刑鼎,具有与田乞相同的目的,即通过僭越礼制以昭示自己的地位——将范氏之法铸刻于中行氏之礼器,使范氏之法成为中行氏之法,继而使中行氏之法如范氏之法那样成为国法。事实上,中行氏铸刑鼎的时候,已经处于用鼎制度全面崩坏之际,即便范氏也在僭越其身份制作礼器。考古资料显示,范氏、中行氏的领地位于今天河南的淇县、辉县一带。这里发掘的春秋中、后期的贵族墓地中,已出现僭越礼制、使用九鼎的现象,学者认为是为范氏僭越之证据。(55)结合上述对铭文的分析,便可知道孔子所叹的“失其度”的举措,在晋国的用鼎方式上早已发生。《左传》等古书记载,中行氏与范氏此时结成铁盟,存亡与共,而中行氏铸范氏之法于鼎,正是二氏结盟且礼崩乐坏的产物。

  重新审视《左传》所载的言论,我们发现孔子举唐叔之法、文公之法来批驳赵宣子作刑书与中行寅铸刑鼎,其用意在于宣扬唐叔、文公之法蕴含贵贱各守其业的理念,谴责赵氏、中行氏对此理念的破坏。唐叔为晋国开创者,其法度之精神在于使社会成员各安本分,贵贱不愆;文公之法的目的与之类似,其在大搜礼中立法,力图示民以礼,以正其官。(56)与之对照,赵宣子之法确立于破坏秩序、以非正当方式夺得官位的大搜之礼后;中行寅铸刑鼎更是通过破坏礼器使用规则以获取更多政治权力,孔子之谴责正基于此。蔡史墨更进一步指出,中行氏这种通过铸刑鼎以获取政治权力的行为,还会殃及范氏,即“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易之”,是说将范氏之法移于中行氏之器,相应的权力亦随之转移,(57)如此当然祸莫大焉。无论孔子还是蔡史墨,他们矛头所指,都集中在破坏权力秩序、贵贱等级的行为,而不在法律是否公之于众之类的问题上。

作者简介

姓名:王沛 工作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赛音)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