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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是作格语言吗? ——作格格局是什么和不是什么
2021年09月27日 14:31 来源:《当代语言学》2021年第1期 作者:罗天华 字号
2021年09月27日 14:31
来源:《当代语言学》2021年第1期 作者:罗天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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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尝试厘清类型学对作格的界定,即本质上是动词与核心论元之间语法关系的编码方式,形式上表现为名词、代词上的标记,或动词上的人称标记;在此基础上,分辨了典型作格、广义作格以及若干非作格格局,论证了汉语没有类型学意义上的作格性。文章认为:1)作格语言类型与非宾格现象并不相涉,“句法作格”也不是“句法(学)中的作格”;2)现代汉语名词、代词、动词均不负载作格信息,不是作格类型语言,而是一种中性语言;3)古代汉语也不是作格语言,动词变读现象不标识人称信息,与作格格局有本质区别;4)文献中与汉语“作格性”相关的语法问题,大都属于形式语法的非宾格现象,而不是类型学的作格格局;5)类型学作格关注语法关系的形式表达,是相对少见的形态句法现象;形式语法非宾格关注动词的语义,是普遍的语法现象。

  关 键 词:作格/语言类型/标记模式/非宾格/题元结构

  作者简介:罗天华,男,博士,浙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汉藏语是非问句的类型学研究”(16CYY02)资助。

  汉语是不是一种作格①类型语言?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正反双方都提出了一些证据。

  一种观点是,汉语具备作格格局的一些特征,是一种作格语言或者分裂作格(split ergative)语言。例如,曾立英、杨小卫(2005)提出汉语的主语系统有作格语言的特点;曾立英(2009)提出作格动词的有无和多寡是判定作格语言的条件,现代汉语存在作格现象。吴卸耀(2006:132)认为“存现句能体现汉语的作格语言特征”;杜丹、吴春相(2019)也认为汉语存现句有分裂作格表现。金立鑫、王红卫(2014)、金立鑫(2019)指出汉语的论元配置兼有主宾格与施(作)通格模式。叶狂、潘海华(2012:604)指出现代汉语“(作格、宾格)两种结构都有,很难确定它属于哪种语言;有人提到汉语的‘作格化’等说法,我们持保留态度”,但又认为“把”字句与作格语言“逆(被)动句”(antipassive)在句法语义方面有平行性;叶狂、潘海华(2017:526)进一步明确提出“汉语在六个方面表现出作格性,因而具有分裂作格语特征,不是单纯的宾格语言”。

  另一种观点是,汉语不是作格语言,讨论汉语的作格性是一种比附。例如,Li和Yip(1979:103)较早提出官话“把”字句、粤语“将”字句都不是作格格局,“从任何角度来说,汉语都不是一种作格语言”。吕叔湘(1987:4)指出“区别作格语言和宾格语言必须要有形态或类似形态的手段做依据。汉语没有这种形态手段,要说它是这种类型或那种类型的语言都只能是一种比况的说法”。张伯江(2014)在吕文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的句法证据论述汉语不是作格语言。沈家煊(2019:55)也认为讨论汉语是作格型还是宾格型语言是一种比附。

  孰是孰非,我们认为需要从源头厘清类型学作格格局的实质(第2节),分辨与作格相关的一些概念,并区分相似以及似是而非的术语(第3节),在此基础上考察汉语的形态-句法特征(第4-5节)。

  2.作格是什么

  2.1 典型作格

  类型学对作格格局的定义是一贯的,从早期文献到新近研究都认为,作格是语法关系的一种标记模式,与宾格模式相对。具体地,在作格语言中,作为核心论元的名词短语A、S、P②三者与动词之间语法关系的编码方式呈现出如下特征:1)用于A的标志不同于S、P;2)A独用一个标志,多为显性形式;S、P共用一个标志,多为零形式(Klimov 1973;Comrie 1978,2013;Plank 1979;Siewierska 2013)。

  作格格局有两种落实方式:一是名词和代词,主要通过在名词/代词上添加格标志、附置词等语法形式,是一种从属语标记(dependent-marking)方式,如(1);二是动词,主要通过在动词上添加表示论元人称信息的标志,是一种核心标记(head-marking)方式(Nichols 1986),如(2)。无论采用何种标记方式,都是动词与论元之间语法关系的形式标志。

  Hunzib语(一种高加索语言)是一种作格语言,其名词格标记S、P等同,区别于A。(1b)中,“”使用作格标志-l,标识其为动作发出者;而(1a)“”与(1b)“”均无标记。

  

  与此不同的是,有些语言动词上附着的人称标记也呈现出作格格局,如Konjo语(一种印尼语言)也是S、P同格,区别于A。(2)中,第三人称A独用一个标志na-,前附于动词peppe’(打),标识其为动作发出者;而第三人称的S和P则共用一个标志-i。

  

  名词/代词格标记与动词上人称标记的差别主要在于标记位置不同,前者在从属语上添加标记,后者在动词核心上添加标记,前者远比后者常见(Nichols 1992:100-5;Dixon 1994:219)。

  2.2 广义作格

  在典型的作格格局之外,还有一种不典型的作格格局:活动格局(active alignment)③。

  “活动”格局指一些语言不及物动词的当事论元S按照施事性或自控度的强弱有Sa、Sp之分,在名词/代词格标记系统中Sa与A同格、Sp与P同格,或者动词上的人称标记有Sa与A等同、Sp与P等同,如Koasati语(一种美国Muskogean语系语言)。

  

  (3)中,第一人称单数标志-li在(3a)标识的是A,在(3b)标识的是S(=Sa,施事性较强);第一人称单数标志ca-在(3c)标识的是P,在(3d)标识的是S(=Sp,施事性较弱)。这是一种动词上人称标记的“活动”模式,名词、代词也存在类似的格局。

  在这种“活动”标记类型中,若Sp与P等同而区别于A,即存在作格现象,可以视为一种广义的作格格局。

  2.3 作格分裂

  作格分裂现象(split ergativity,或译“分裂作格”)指有些语言的作格格局不纯、不典型,某些情形用作格格局,另一些情形用宾格或其他格局。例如,Dyirbal语(一种澳大利亚语言)的普通名词采用通格-作格标记系统,而人称代词采用主格-宾格标记系统;类似的名词-代词分裂现象也见于Ritharngu、等其他一些澳大利亚语言以及Lak语等高加索语言(Comrie 1989:131;Dixon 1994:14-5)。此外,动词上的人称标记也有作格分裂现象,如Trumai语(一种巴西语言)。

  

  Trumai语第三人称使用作格格局,如(4a-b),而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不用,如(4c-d)。因此,作格分裂现象中有一部分属于作格格局。

  至此,可以将作格格局做一个小结。除典型作格格局外,“活动”格局也可以视为一种广义的作格,而“三分、层级”格局不是作格(参看注③)。照此标准,我们将WALS中190种语言的名词标记模式、172种语言的代词标记模式(Comrie2013)以及380种语言动词的人称标记模式(Siewierska2013)合并为表1。

  

  表1第III列“动词人称标记”中有一类“分裂”。作格分裂现象实际上不是作格格局的一种次类,并无一种标记模式称作“分裂作格”(split ergative),其实是作格格局的表现不彻底(Coon and Preminger 2017)。因为典型的作格格局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尚无实证语言,分裂是作格的内在属性。换言之,“作格性”是一个原型范畴,绝大多数作格语言都存在分裂现象,分裂是作格格局的特征、是作格概念本身的一部分(Silverstein 1976;Nichols 1992:65)。因此,我们将广义作格的范围扩大到“活动”格局,无需特别说明将“分裂”包括在内。

  要而言之,典型的作格格局指名词格标记、代词格标记、动词上的人称标记三者至少有一种采用作格格局,广义的作格格局还包括“活动”。

  3.作格不是什么

  3.1 作格不是非宾格

  形式学派的非宾格现象指涉动词的语义性质,相关研究始于关系语法(Relational Grammar)。Perlmutter(1978)较早提出,按照及物性的不同,不及物动词有“非宾格”(unaccusative)和“非作格”(unergative)之分。以生成语法为主的形式学派后来也使用了这套术语。

  “宾格”与“非宾格”是一对反义词:宾格动词有能力赋宾格,是及物动词;非宾格动词无能力赋宾格,是不及物动词。按关系语法“非宾格假说”,不及物动词又可分为两个次类:动作动词(例如:哭、笑、飞、跳)和存现动词(例如:是、有、来、去),为了区分,前者被称为非作格动词,后者被称为非宾格动词,即作格动词(黄正德2007)⑤。

  类型学作格格局与形式语法非宾格(作格)现象的区别主要有三个方面:1)研究问题不同。前者关注动词与核心论元之间的语法关系,后者关注动词的语义性质。2)观察对象不同。前者考察语法关系的落实方式,即动词与论元的关系通过何种形式手段表达;后者考察动词的及物性和语义差别(如动作、状态之分)。3)术语系统不同。例如类型学有“作格标记”“作格格局”“作格语言”,但并不关心“非宾格/作格动词”;形式句法有“非宾格/作格动词”“非作格动词”“非宾格性”(unaccusativity)。因此,二者除了(un)ergative、ergativity这两个形似的术语之外,并无其他交集,如表2(罗天华2017)。

  

  3.2 句法作格不是句法学中的作格

  句法作格(syntactic ergativity)不是句法学中的作格/非宾格(ergativity/unaccusativity in syntax)。

  所谓“句法作格”,指两个小句在合并(并列、从属)时,若有S、P等同,即为句法作格语言;若有S、A等同,则为句法宾格语言(Dixon 1994:143-5)。以下是英语与Dyirbal语的比较:

  

  可以看到,(5)中英语小句合并是S、A等同,是句法宾格。而(6)中Dyirbal语是S、P等同,是句法作格。

  

  在Dixon的作格理论中,句法作格限于小句合并操作。因此,严格说来是一种“合并作格”,而不是指诸如(7)中由于动词的及物性差异导致的语序变换。

  

  动词兼表及物不及物,是相当普遍的语法现象(这也是形式语法非宾格分析能广泛应用于各种语言的原因)。例如,英语一般认为是一种句法宾格语言,但也大量存在S、P等同而区别于A的情况,如

  “句法作格”这个概念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句法作格语言是形态作格语言的次类,是一种罕见的句法现象,实证语言非常少(Dixon 1994:177-81;Longenbaugh and Polinsky 2017),影响了其作为类型学参项的理论价值。其次,其核心是小句合并(并列、从属)操作的S、P等同并区别于A;但Dixon未说明仅限于小句合并的深层次理据,即为何是小句合并而不是其他句法操作。由于这些原因,该概念自提出之后类型学界反响寥寥,专门讨论跨语言标记类型的文献(Comrie 2013;Siewierska 2013)以及整部WALS(Dryer and Haspelmath 2013)均未谈及,甚至Dixon本人(2010a:123-8;2010b:116-23,147-56)在其个人总结性著作中讨论作格问题时也不提“句法作格”。

  4.现代汉语不是作格语言

  现代汉语不是作格语言,WALS已有整体定性:名词、代词标记模式是“中性”,A/S/P全无标记(Comrie 2013);动词上的人称标记模式也是“中性”,即动词上无人称标记(Siewierska 2013)。

  不过,不少研究认为汉语有作格特征,是一种作格语言或分裂作格语言。这一节讨论文献中提及较多的四个问题:作格动词、主语系统、存现句以及各式“把”字句。

  首先看作格动词。曾立英(2009:33)提出,“汉语是属于作格语言、宾格语言还是混合型语言呢?……要确定这一问题,首先涉及一个语言中作格动词的多少和动词分类的问题。如果一种语言的动词都是作格-通格动词,该语言无疑属于作格语言;反之,如果动词都是主格-宾格动词,该语言属于宾格语言。”也就是说,作格语言的判定要依据作格动词的有无和多寡。曾立英(2009:101-18)在确定160个作格动词的基础上认为现代汉语存在作格现象。

  作格格局指按语法关系标记模式进行的分类,作格动词或非宾格动词指动词的一个次类,二者在概念上并不相关;作格语言并不关心作格(非宾格)动词的数量和性质,作格动词也从来不是判断作格或其他语言类型的标准。换言之,形式语法的非宾格动词不适用于判断作格语言类型,因为几乎所有的语言都有非宾格动词,是普遍的语法现象;但大多数语言并不是作格语言,作格作为一种语言类型是相对少见的现象。

  其次看主语问题。曾立英、杨小卫(2005:30)参照作格格局对汉语的主语系统作了分析,指出:1)“汉语的作格动词以及很多及物动词在主语的选择上呈现变动的局面”;2)“汉语综合了(句法)作格、宾格两种转换方式……不是典型的作格、宾格转换”。类似的观点也见于叶狂、潘海华(2017)。

  1)主语“变动的局面”是指,汉语不及物动词的当事论元S有“变动”特征(fluid-S,又译“流动-S”)(Dixon 1994:79)。叶狂、潘海华(2017)也认同汉语是主语变动型语言,“不及物动词有两种安排S的可能,当S能控制动作行为时,与A相同;没有控制时,与O(P)相同”。汉语S可以是控制性较强的Sa(如(8a)的“水手”),也可以是控制性较弱的Sp(如(8b)的“船”)。

  (8)a.水手们沉了船。

  b.船沉了。(曾立英、杨小卫2005:26)

  不过,一种语言不及物动词的当事主语S是否可分为Sa、Sp两个次类是论元自身的特征,与动词没有直接关系。汉语的当事主语可以按语境选取Sa或Sp,不过是论元S在施事性/自控性上有强弱之分,这是自然语言的普遍特征,并不足奇。

  在作格格局中,当事论元S可分为Sa和Sp是因为作格语言的S通常带通格标志,但在一些语言中有施事性的S可以带作格标志,没有施事性的S只能带通格标志。这是一种作格分裂现象(参看2.3节),是语法关系的形态落实方式,与主语范畴原本并不相涉。

  2)“汉语综合了(句法)作格、宾格两种转换方式”,指汉语小句合并可以有S、A等同(9a),也可以有S、P等同(9b)。叶狂、潘海华(2017)也持相同观点。例如:

  

  我们的认识与此不同。第一,“有句法作格、而无形态作格的语言尚未发现”(Dixon 1994:172),句法作格语言是形态作格语言的次类(Longenbaugh and Polinsky 2017),即有句法作格必有形态作格。如果现代汉语有S、P等同,是句法作格语言的话,形态作格表现在哪里?第二,“句法作格”实证语言很少,且仅限于小句合并,而这种限制的深层次原因也不明朗(参看3.2节)。比较而言,汉语更可能与句法作格/宾格无关;小句合并既有S、P等同又有S、A等同的原因是汉语的零形回指不遵循句法作格/宾格的规则。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