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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新时代积极稳妥的社会政策方向
2020年04月03日 10:17 来源:《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4期 作者:关信平 字号
关键词:社会政策;新时代;民生;

内容摘要:

关键词:社会政策;新时代;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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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新时代里如何落实中央提出的“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水平”与共享发展的重大目标是社会政策面临的重大议题。为此, 本文分析了我国当前存在的民生短板和社会政策面临的挑战, 提出提升社会政策的目标在于处理好福利与市场、国家与家庭、政府与社会这三对关系, 认为在新时代发展积极稳妥的社会政策的基本原则应包括协调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 坚持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最后, 本文讨论了积极稳妥的社会政策的重要任务, 分析合理确定总体福利水平、提高社会政策的均等化和公平性、优化社会政策结构、加强福利需要调研及社会政策宣讲等具体行动的重要性。

  关键词:社会政策; 新时代; 民生;

  我国在新时代中面临着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以及更高的发展目标, 要求社会政策在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维护社会公平和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为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 我国应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社会政策, 向积极稳妥的社会政策方向推进。

  一、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政策的发展及当前挑战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已经形成了一套保障民众基本生存的制度体系, 较为有效地保障了广大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政策经历了起伏发展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体制改革改变了过去基本生存保障体系的制度基础, 迫使其开展相应的变革。至20世纪90年代, 我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延伸进入社会政策领域, 很多公共服务项目的服务方式更改为市场化方式, 致使总体福利水平相对下降, 甚至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

  进入21世纪以后,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目标下, 我国更加重视社会建设, 更加强调民生保障和改善, 这使我国社会政策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十八大以后, 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一方向得到确认和延续。经过十多年的努力, 我国已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社会政策体系, 在公共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住房保障、就业促进与社会保障、脱贫攻坚等领域较之从前进展明显, 在针对老年人、残疾人、儿童、流动人口等专门人群的社会服务体系建设上有较大推进。过去15年, 各级政府在社会政策领域的财政预算支出在GDP中的占比也有明显上升 (关信平, 2017) , 这表明我国社会政策总体水平的提升。总体而言, 过去15年是我国社会政策大发展的时期, 被研究者们称作“社会政策时代” (王思斌, 2004) 。

  但是, 我国的社会政策目前仍然面临很大的挑战。现行的社会政策在各方面还存在不完善之处, 离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正如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 我国的“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 (习近平, 2017) 。概括地来看, 当前民生领域的短板主要是不充分、不均衡。从总体水平上看, 虽然过去15年中我国社会政策有较大发展, 但与我国同期的经济发展水平相比, 以及与其他许多国家的社会政策水平相比, 我国社会政策的总体水平仍然较低。例如, 2017年我国各级财政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住房保障和扶贫开发方面的预算支出不到GDP的10%, 加上社会保险基金支出也才占其16%左右, 1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要低10%左右。2从具体表现上看, 当前的短板有三:第一, 社会服务不充分。民众仍有不少实际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 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等问题仍然存在, 我们在儿童服务、养老服务、残疾人服务等方面也仍存在较明显的短缺。第二, 社会服务的水平和质量低下, 难以达到民众对高质量服务的期望。第三, 社会服务不均衡。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不同人群之间在我国社会政策各领域获得的社会服务数量和质量都存在不均衡的问题, 质量水平方面的不均衡则更为突出。

  二、新时代我国社会政策发展的目标与主要议题

  首先, 应科学地认识新时代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过去, 我们常常将社会政策视为日常生活、教育、健康、住房、就业等方面的“兜底保障”行动, 认为其目标仅仅是满足民众最基本的需要。但事实上, 这种层面上的社会政策目标是一种低层次的目标, 人们不会一直满足于基本保障, 而是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转而追求更高质量和更加公平的社会福利。这意味着社会政策的目标不仅在于保障基本生活, 还在于提高社会服务质量和公平程度。在从温饱时代跨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代背景下, 社会政策应及时超越以维持基本生活为主的旧目标, 将提供更高质量的社会服务、更加公平地分配财富和促进共享发展作为新的追求。

  其次, 社会政策目标提升会使社会政策过程更加复杂。目标提升将导致社会政策与市场机制、家庭责任和社会参与之间的关系更有弹性。过去, 在总体福利水平较低的情况下, 社会政策一般只是在必需的领域和水平上干预, 以弥补市场、家庭和社会的不足, 具有较强的刚性;总体目标提升后, 政府干预与市场、家庭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互补或此消彼长, 而是共存与合作。人们也将不再从“是否必需”的角度来判断社会政策干预的必要性, 而是更多地从“是否更好”的角度, 也即从公平与效率等经济、政治和社会目标的角度来判断政府干预的效果。在此情形下, 客观强制性因素的制约会减弱, 而主观目的性的影响会增强, 从而导致社会政策的弹性增大。因此, 在新的目标下, 如何合理确定福利水平以及如何确认政府与市场、家庭及社会责任之间的责任分担等问题, 会变得更加微妙和复杂。社会政策决策中的选项也会更多, 对政府决策能力的挑战也会更大。

  面对上述复杂问题, 我国未来对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着重处理好三大关系。一是福利与市场的关系。哪些财富和服务应交给市场分配, 哪些应通过福利机制分配, 才能既有更加公平的财富分配又不影响财富的生产?二是国家与家庭的关系。在保障民生方面, 我国宪法既规定了国家的责任, 也规定了家庭的责任;但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中, 这二者之间谁应该是第一责任人?过去我们一直将家庭作为第一责任人, 认为政府只有兜底和补充的责任, 这一倾向在实际中带来了很多问题, 尤其是在儿童服务、老年人保障和残疾人服务等方面遗留了较大漏洞。因此, 我们今天应该重新思考国家和家庭间的责任分配, 以便既让社会政策发挥积极作用, 又不弱化家庭在社会保护中的责任。三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结构中, 我国的社会维度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是相当弱的。我们不仅要从原则上鼓励社会力量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承担责任, 而且要对各类社会主体的权责做出明确规定, 并采取有力措施去提升社会组织的能力。

作者简介

姓名:关信平 工作单位:南开大学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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